Menu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 有效激发经济活力



colspan=”2″>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做到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具体而言,要深化增值税改革,今年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是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精准研判。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图片 1

图片 2

近期,财政部部长刘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8年的减税总额预计将超过1.3万亿元。从实施情况来看,减税降费作为给市场经济主体减负的“实招”、“硬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发挥了让利于民、释放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的作用。可以预见,
2019年,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将有效助力市场经济主体度过经济“寒冬”。

图片 3

在李克强总理对减税降费进行大约1000字左右的汇报时,会场上平均100字有一次掌声,可见减税降费是本次报告中最受人关注、也是最令人期待的新政之一。

“减”“增”之间

(资料图)2016年5月23日,李克强考察湖北十堰市民服务中心,细询实施效果,并再次重申”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当了解到营改增后税收额虽有所减少,但税基却在扩大后,总理说,我们推出这项改革目的就是为企业减税,通过放水养鱼,激发市场主体的更大活力。 

关于减税降费,我国各朝各代都有实施。《管子》提及“取民有度”,把制定适当的税收标准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政策。《史记》记载司马迁“善因论”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对于百姓的经济活动,政府的政策“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与民争利是最不好的政策。在古人看来,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吸引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实业,以扩大税基,可增加税源,增强政府财力,加快经济发展。

让纳税人得实惠

近日三季度经济数据一一出炉,除了备受关注的GDP增长数据之外,减税降费也成为这一系列数据中的新亮点。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9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8243亿元,同比下降0.7%,该数据是自2015年2月以来的首次下降。

而在当下,在我国近年来已大规模进行减税降费的基础上,今年又提出减税降费新政,可谓大发减税降费“红包雨”。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为减轻企业负担,释放经济活力,2018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可以总结为“减”和“增”,即部分税种应纳税额实现真正的“减”,而在税收优惠方面做到“增”。

在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上,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成为最大的亮点。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承诺,使得在全球经济陷入“新平庸”窘境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中有进增长的原因。

对企业来讲,合理降低其税费负担、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有助于切实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从而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同时,大力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更加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实体经济发展环境。

其中,部分税种应纳税额的“减”体现在包括下调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增值税税率,退还部分企业期末留抵税额,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等方面,总减税额将超过1.3万亿元。而税收的增速变化也反映了减税降费的力度之大。数据显示,分季度看,去年前三季度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7.8%、13.1%和8%,同比每个季度回落约5个百分点。

李克强总理甚至直接指出,“我再强调一次,不是只有增加赤字、搞大工程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给企业减税降费,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方面,降低企业成本,有助于激活企业活力。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也是经济的基石。企业活了,就业才稳定,居民的收入才能增加,税基也才能扩大。而成本过高一直是制约中国企业微观主体活力的重要原因。此轮减税降费着力于挤出无效、低效投资,促进有效投资增长,提升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快速增长。

图片 4

图片 5

2016-2018年,通过“营改增”、降低增值税税率、提高个税免征额、增加个税应纳税额抵扣项以及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双创”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放管服”的简化行政程序、减少行政收费等普遍性降费措施。2019年,全年计划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这无疑将极大地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提升市场活力,促进有效投资的快速增长。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税务局丰泽街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为纳税人办理业务

(资料图)2016年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全面实施营改增到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中国日报
冯永斌 摄

另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借机,增大研发投入,实现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企业创新常常为巨额研发投入所制约。此次减税降费,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企业所交税费的下降,为企业节约了可观的生产成本。这对于条件较好的企业而言,正是借此“红包雨”增加研发投入的良机。此轮减税降费有可能成为中国企业未来集体转型升级的起点。

具体来看,增值税方面,在全面完成营改增试点和增值税税率四档变三档的基础上,从2018年5月1日起进一步降低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并统一小规模纳税人认定标准以及对先进制造业等符合条件企业的留抵税额予以退税。增值税改革极大激发了企业扩大投资的积极性,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据悉,截至2018年9月底,深化增值税改革三项措施合计减税2386.4亿元。以减税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为例,增值税改革实施后的5月至8月,制造业累计实现净减税近500亿元。

在一般认知中,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认知一直集中在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赤字进行政府投资的方向上。也正是在这种思路指导下,“突击花钱”几乎成为每年年底的常规爆点新闻——年底有节余就努力花掉,以免第二年预算减少。但是,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图了一时痛快和一时的数据表现,当全球经济集体进入下行区间,这样的财政政策也正在显现出后继乏力。

对政府来讲,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形成“税费降低—企业发展—税基扩大—财政增收—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个税是备受关注的减税重点。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正式公布。此次个税改革不仅提高了基本减除费用扣除标准,而且新设了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扩大了中低档税率级距,迈出了分类所得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模式转换的第一步。数据显示,改革实施首月,全国个人所得税减税316亿元,有6000多万税改前的纳税人不再缴纳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其中,制造业纳税人减税规模最大,达到58.5亿元,占当月减税总额的19.3%;民营企业员工少缴个人所得税164.5亿元,占当月减税总额的54.1%,减税幅度高达44%。

相反,减税方向的财政政策,看似在短期内无法达到提升GDP的效果,甚至还会影响一段时期的财政收入增长。但我们从三季度经济数据保持稳中有进就能看出,减税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企业减负,而是通过减税,构建起一个企业负担合理、不影响中国经济竞争力并有利于创新和民生的税制结构。

根据拉弗曲线,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因此,从长远来看,适当时机下的减税降费政策,无疑是利大于弊的,有助于未来税收总量的扩大。

税收优惠的“增”则体现在今年支持中小微企业、科技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不断增加。例如,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取消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得加计扣除限制;将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10年;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75%的政策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企业等。据统计,2018年1-8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共减税3948亿元;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共减税1289亿元,同比增长29.1%;支持重点群体人员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共减税199亿元。去年前三季度,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小微企业共享受减税1437亿元,同比增长41.3%。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提出,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说,减税确实是最积极的财政政策。

与此同时,近期来看,减税降费也为中国政府财政带来压力。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占2018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0%左右。这将会给各级财政带来很大压力。

对于民企普遍关心的社保费负担问题,《关于实施进一步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已明确指出,要稳定社会保险费缴费方式。税务总局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研究提出降低社保费率等建议,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确保企业社保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事实上,过去三年多来,我国先后4次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总体社保费率从41%降到了37.25%,累计已减少企业成本约3150亿元。

中国的企业税负处于偏高水平,加上隐性税收,社保支出,企业负担极为沉重。沉重的税费负担,还会导致偷税漏税盛行,如果不被发现,则逃税漏税者生存,本分守法的商人被赶出市场;如果要加强监管,意味着财政在征税环节上又需要支出一大笔不必要的成本。重税之下,很容易就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窘境。另外,相比负担沉重的民营企业,国企却能经常性获得补贴和税收减免等等优惠政策,甚至地方保护,这些企业对税收增长并没有深刻痛感,相反,私营企业则很容易被税收逼入绝境。

因此,为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税降费感受,兑现对企业和社会的承诺,中央财政和各级政府要落实《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强化财政预算的硬约束,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实施效果,确保中央财政预算每年只降不增。各级政府也要主动挖潜,优化支出结构,多渠道盘活各类资金和资产,为减税降费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普惠性与结构性减税相结合

减轻企业的负担,就是在减轻中国经济前行的包袱。在这种环境下,减税不仅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人们对于“加税”谣言的意见反弹中,我们也能看出减税更是民心之所向。

总体而言,在当下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税收政策主动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减税降费为市场主体减压、松绑,有利于激发中国经济活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短期内虽然中国财政压力不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倒逼政府继续简政放权,完成更深层次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特约评论员
陈升作者系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述,为企业减免税负可能会暂时减少财政收入,但却可以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是“放水养鱼”,长久来看是在涵养税源。

图片 6

“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降费等重要举措。”
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郭健对本刊记者表示,从目前看,积极财政政策要服务于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而政策的重点在于如何利用政府资源更加合理地降低企业的负担,也就是减税降费。与传统的减税降费扩需求不同的是,高质量发展下的减税降费重点在于降成本。

从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来,前8个月累计减税2493亿元,预计今年全年将比改革前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可以说,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已经检验了减税降费的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未来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等等。

对于中国宏观税负的高低,社会上有多种声音。按照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所统计的广义政府财政收入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之和占GDP比重,郭健详细测算了我国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她介绍说,2013年至2017
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35.1%、35%、33.5%、32.8%、33.5%。从纵向看,宏观税负稳中有降,这说明我国的减税政策产生了降负的实质性效果。另外,根据IMF数据库收录的2015年数据测算,美国、英国、法国、巴西、俄罗斯的宏观税负分别为31.8%、38.5%、53.5%、41.5%、41.1%。从横向看,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金砖国家比较,中国的宏观税负均处于较低水平。

以减税而非以扩大政府支出为重心,才是未来经济发展最大的信心和底气所在。(作者:仲海平)

既然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中国的宏观税负都处于较低水平,为何企业仍感觉税负较重?“我国微观市场主体‘税感’强烈的根源并非来源于宏观税负,而是税负结构的问题。”郭健指出,首先,我国的纳税主体为企业。经测算,企业贡献了我国90%以上的税收,居民缴纳的税收比例在10%以下。其次,我国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增值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收过多集中于生产环节,我国的资本承担了较重的税负,势必会抑制经济增长。虽然税负可以转嫁,但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一方面税负转嫁更为困难,另一方面利润下降也加重了企业的“税感”。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为企业减负势在必行。

图片 7

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后,近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了减税降费的“操作指南”,明确了“为谁减、怎么减”的问题。在减税降费方面,2019年将实行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的办法,重点减轻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小微企业和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全面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落实好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轻居民税负。此外,还将推进更为明显的降费。清理规范地方收费项目,加大对乱收费查处和整治力度;加强收费项目清单“一张网”建设,健全乱收费投诉举报查处机制。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会议提出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深化增值税改革,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推动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等内容。

从下一步减税的重点看,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在未来宏观政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性。郭健表示,下一步减税降费的着力点,一是注重普惠式减税,进一步提高市场主体的活力和效率,同时由税基式减税向税率式减税转变,重点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增值税税率,提高减税的普惠性。二是注重减税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避免“挤牙膏式”的减税方式,要由政策式减税向改革式减税转变。注重减税与其他改革的协同性,包括与税制结构优化的协同性,与财政体制改革的协同性。此外,还要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健全地方税体系,同时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