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u

美高梅手机版登陆解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colspan=”2″>

大连理工大学生态规划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武春友教授及其团队,长期从事生态规划与发展管理、技术创新管理等多方面研究,近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支持下,从事绿色增长理论与实践的国际比较研究。在今年两会期间,武春友教授同大连市原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冯丹龙,就尽快制定实施绿色增长国家战略提出政策建议,并由冯丹龙向两会提交,得到政府高度重视;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将绿色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纳入到“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日前,武春友教授接受《中国环境报》等媒体采访,学校新闻中心就解读全会精神、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采访了武春友教授。

  “‘十三五’时期,我国环境保护要瞄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在日前召开的2016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上,中国矿业报记者就“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战略与循环经济发展,采访了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泽。

美高梅手机版登陆 1

记者:今年两会期间由冯丹龙委员代表您的团队向全国政协提交《关于促进可持续发展,把绿色增长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提案》,请问提案是基于什么情况下提出的?

   
吴舜泽,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十一五”污染减排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国家重大科技水专项河流主题组专家、流域专家组专家。长期从事国家/区域/流域环保规划调查研究、编制评估、实施支撑等理论、技术、方法和实践工作。组织全国首次地下水环境基础状况调查、环境功能区划和环境容量测算核定,建立危废建设项目技术复核方法标准、城市环境总体规划技术方法体系,技术牵头完成的国家环保“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方案、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等20项成果均转化为规划、标准、工程建设规范等。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环境保护部环境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等奖在内的多项奖励。

  “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生态文明’要贯穿未来发展全过程,要彻底颠覆过去靠追求速度和数量来满足人民福祉需求的思路,对以往高耗能、低效率,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进速度,从源头、生产、消费、治理全过程贯彻‘绿色化’的要求。由此可见,绿色发展要全面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在近日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举办的首届“守护蓝天碧水”高峰论坛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表示。

武春友教授: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挑战,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而绿色发展是必由之路;在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中不“绿色”,又何谈可持续发展呢?我国针对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生态工业园出台了若干支持政策,客观上有效地支持了绿色增长,但在国家制度体系层面并没有跟上,因此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确立绿色增长战略,促使绿色增长从单纯的“理念”转向社会经济“实践”,把经济、环境、社会的发展集中在一个综合框架下,制定国家绿色增长战略,以有效地支持两个拐点的实现,使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能有效地支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

  记者: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如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把“绿色”作为指导我国未来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一,“绿色发展”成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的主题词之一。什么样的发展才符合绿色发展要求?论坛上,业界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献策,热议绿色发展。

美高梅手机版登陆 ,记者: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意义何在?

  吴舜泽: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为四个特点:第一是容量超载。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我国的资源环境已经超过或者接近承载能力,这是我国国情的一个重大判断。由于环境容量超载,才有我们今天的循环经济快速发展,才将环境保护治理的问题提到显要位置。

  “绿色发展,就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前提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抓手的一种发展模式。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必须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的观念,必须要谋划绿色发展的布局,必须要推进绿色生产,必须要遵行绿色生活,必须要确定绿色导向,必须要实现绿色共享。”环保部原总工程师万本太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在指导‘十三五’时期的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是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的底色,也是主基调”。

武春友教授:绿色发展作为《公报》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意味着绿色发展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意志,正式成为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表明了我国政府坚定地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绿色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纳入到“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将指导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立足推动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绿色发展,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促进社会创新,实现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与增长模式转变。绿色发展成为“十三五”规划的要义和核心内容,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绿色化的新常态。

  第二是质量较差。2015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全部开展了PM2.5的监测,但只有7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只占到21.6%。这与我们的标准相比,与老百姓的期待相比,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很大差距。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历史长期累积形成的环境问题比较突出,污染严重,生态受损大,生态风险高,环境质量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

  他认为,实现绿色发展,必须优化空间布局,就是用生态红线把国土空间划成三档:在重点开发区,只要是符合产业政策的,就可以加快发展速度,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在优化开发区,就是指当前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要着力优化产业结构,重点发展高端产业以及附加值高的第三产业,做优做强。而在限制发展地区,要进行负面清单管理,明确哪些产业不能在这个地区发展。比如粮食主产区以农业为主,应当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发展。

记者:何为绿色增长?绿色增长和绿色发展的关系?

  第三是区域分异。从我国单位国土面积上能源的排放数据可以看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之间的差异,在某种情况下跟国际上相比还很大。正是因为我国资源环境禀赋的差异,工业发展阶段水平的差异,导致了环境问题区域分异特别严重。所以,需要对各地进行精细化、差别化的实测,环境保护改善的难度越来越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宏春指出,绿色发展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生产方式绿色化,二是生活方式绿色化,三是思想意识绿色化,“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解决的是未来中国在新常态下如何转型、增长动力是什么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好地利用自然,前提是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无论是生态经济、循环经济还是低碳发展,核心是要在资源环境容量的前提下,按照自然规律,同时尊重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完成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任务”。

武春友教授:绿色增长是通过技术创新驱动与制度安排,用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创造出资源效率高、环境友好、社会包容与和谐的经济增长与最大发展效益。绿色增长与之前提出的人类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经济”和强调资源高效利用以降低污染排放的“循环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第四是稳中趋好。从长周期来看,无论是水还是大气,我国的环境质量还是稳中趋好。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绿色城市建设高速推进,空气污染治理初见成效,大江大河的污染状况明显改善。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泽认为,过去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的规制、整治、约束自然,到约束人的行为方式的转型,这是“十三五”期间最主要的任务,“在手段上、内容上把环境宏观调控做实,健全环境污染预防体系,不断优化、夯实绿色发展的基础”。

没有绿色增长,就没有绿色发展;只有全过程的绿色增长,实施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生态环境建设的战略转型,才能真正实现绿色发展。2015年3月,中央提出了新概念:“绿色化”,“化”的过程就是“变”的过程,即绿色转型。首先,在经济领域,“绿色化”是一种生产方式,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能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同时,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并且,它还是一种价值取向,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

  这四个特点决定了我们对未来进程的判断。首先,我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造就了经济快速发展,而环境保护则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环境质量改善进程可能滞后于经济发展20年左右。其次,到“十三五”末,与发达国家同期相比,我们的差距还会比较大,在2020年的时间点想追平国际先进水平的难度比较大。因此,“十三五”期间既是机遇期,又是窗口期,环境质量改善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征,搞好了就有可能给未来奠定比较好的基础,搞不好的话就有可能错失良机。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富国,绿色惠民’,就是要把基本的环境质量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作为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由政府代表生态产品的消费者购买服务。这将给环保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比如,我们把PM2.5等环境质量指标列入约束性控制,有利于增加绿色产品的有效供给。”吴舜泽说,我国探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等一系列制度,以破解绿色发展遇到的制度性“短板”,这在全世界都是一种理论创新和实践上的突破。

记者:《公报》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发展目标要求,要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这其中的内在考量是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把握的是不断地积小事为大事,不断地积量变为质变,推进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说,“十三五”期间,要满足绿色发展的需求,需要有绿色的金融政策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发展基金、PPP融资等金融工具支持。促进绿色金融发展需要独特的保障体系,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实现,需要建立国家绿色金融机制、协调机制,需要保险、信贷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努力和协作。

武春友教授:应该说,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生态文明战略思想和质量总体改善战略目标的确立,凸显了环境保护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015年初,被称“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实施,强调低碳循环发展,首次提出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新常态下,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全面协同绿色发展,要求生态环境建设,无论是从治理理念、治理手段还是治理目标上,都要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形成新高度,新要求,新视角,新目标。从治理理念方面,要求生态与环境保护不仅仅停留在维持、修复与阻止恶化,而是要求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和优化。从治理手段来说,对环境保护与管理的范围和严格程度也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逐渐从过去被动式的管理转向主动式的宏观治理和全面优化。从治理目标上,将从上一阶段的“降低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提升为“促进绿色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将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协同演化升级为新目标。

  “水十条”明确: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污染严重水体较大幅度减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地下水超采得到严格控制,地下水污染加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稳中趋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水生态环境状况有所好转。到2030年,力争全国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水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复。到本世纪中叶,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在绿色金融发展中,财政税收政策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十二五’期间,中国用于环境保护的财政资金已经超过4000亿元。‘十三五’期间,用于环境保护的财政资金还将有比较大的增长,达到5000亿至6000亿元的水平。”马中说。

记者:绿色增长成为提高环境质量的主要的抓手和实现路径;那么,如何实现绿色增长

  主要指标是:到2020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达到70%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在10%以内,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高于93%,全国地下水质量极差的比例控制在15%左右,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达到70%左右。京津冀区域丧失使用功能(劣于V类)的水体断面比例下降15个百分点左右,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力争消除丧失使用功能的水体。到2030年,全国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总体达到75%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为95%左右。

  中国经济向“绿色”转型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对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张世钢说:“在全球经济增长、人类福祉增加的进程中,我们要通过促使各国达成承诺、采取控制措施,让各国经济发展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脱钩’。中国提出2020年以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不再增加,逐渐增加新能源的比例。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力量,将不再依赖于污染排放严重的化石能源,就是‘脱钩’的典型案例。”

武春友教授:绿色增长的实施需要国家战略的支持,其中,主要表现在对增长速度的理性认识上,尤其应以“管理式放缓”来控制和调整增长速度,在战略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中国的绿色增长变革在倒逼各行各业转型升级,这一过程将引导中国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也需要多项制度和改革加以配套。

  从“大气十条”里可以看到,到2020年的目标是: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所以这5年是我国环境问题改善的攻坚期。到2030年环境问题基本解决,开始解决生态系统的问题。到2050年解决健康问题。这是基于现在、未来和中长期的把握。

在操作层面,绿色增长需要与科技驱动匹配,要加快技术创新驱动,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将资源节约、替代、循环利用、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等先进适用技术的开发,纳入国家和地区中长期发展规划。社会层面,充分发挥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在经济绿色增长与转型中的作用,将资源与环境问题从单一的政府管理转变成为由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在监督管理层面,《公报》中提出的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是我国环保工作的一个极大突破,将推进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健全。这不仅能保证执法环境的重大改善,也是执法环境绿色转型升级的重大体现。

  记者:“十三五”期间环境保护工作应从哪几个方面着力?

武春友教授简介:

  吴舜泽:“十三五”期间抓环境保护工作的基本考虑主要是:绿色发展、全面小康、质量核心。第一,绿色发展,包括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我们的必由之路。而通过生态环境的改善,能够实现2020年战略节点上把生态环境的短板加快补齐。

武春友教授曾做过管理学院院长、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1993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作为主要负责人,成功参与申请了滑铁卢大学牵头的加拿大国际开发署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CIDA
Tier
1)《中国沿海社区生态规划与环境管理》,2004年与德国莱比锡大学合作完成了中德国际合作基金资助的《生态产业发展的定量化研究》项目。现在正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绿色增长理论与实践的国际比较研究》,并得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和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等国际合作支持。同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委重点项目《区域中心城市绿色转型要素的协同演化研究》。规划与实践方面,曾主持完成中国第一批开发区生态工业园建设规划项目中的天津开发区与大连开发区项目;主持完成中国第一批和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实施方案编制项目中的大连开发区和大连松木岛化工园区项目;主持大兴安岭地区低碳经济发展规划等国家层面的实践项目。主编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和十一五规划教材各一部。先后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大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大连市第三、四、五批优秀专家。

  2015年《环境保护法》修订后出台,包括它的严格实施,使企业牺牲环境换取发展的基本现象得到了遏制。把生态产品纳入发展的内涵,加强自然资本的管理,让生态环保成为经济做加法的一个手段。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从长周期看,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包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五化”,都是解决怎么样在经济、政治、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解决生态环保的问题,也就是融入的机制最重要,只有实现了融入,才有可能破解发展和保护的矛盾,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

  第二,全面小康。“十三五”期间实现全面小康有两大短板:一是扶贫,二是生态环保。所以生态环保怎么加快补短板,让老百姓感受到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效,这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环境要求有四个特征:一是环境质量,老百姓不关心治理过程,只关心治理结果、目标导向。二是阶段性,尽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提出来的,很有人文特色,但是我们还有后小康,更高水平的小康。三是环境要求,不是说达标,也不是总体评价,而是一个底线性的标准,类似于扶贫的最低下限水平,绝大部分人、团体要高于这个水平。四是民生性,群众喜闻乐见的指标是感官性比较强的指标,“十三五”期间环境保护的重点治理方向应该有所调整,主要就是“好差两头、大小并重”,包括呼吸的空气和饮用水的底线指标要保留。“十三五”期间,让老百姓能感受到环境治理的成效,必须聚焦重点调整方向,集中在饮水源、空气优良天数和达标天数、黑臭水体、灰霾等指标,也就是补短板兜底,底线倒逼,改善老百姓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生活环境质量问题。

  第三,质量核心。“十三五”期间,我们的环境约束性指标第一次出现了环境质量的概念,这是一个重大转型。“十三五”期间,我们对水、大气的环境质量都提出约束性指标,同时提出了一些分区域、分行业的差别化质量指标。但是“十三五”期间要把环境质量的指标落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信息公开化、绩效评估考核、政绩考核等等。

  记者:您提出的问题都是比较尖锐和实际的,如何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呢?

  吴舜泽:我们提出了四个方面的重大举措:第一是宏观调控。优化和调整绿色发展,加强源头预防,要把资源能源节约、源头预防工作、保护空间做得更实,把这些做成一个硬任务,而不是保障措施。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宏观调控、空间优化、资源能源的协同控制,包括产业和绿色消费的问题,希望通过循环经济绿色发展、创新驱动的方式,把五大发展理念进行相融。真正实现创新驱动,使资源的生产效率有大幅度的提升,资源的产出率循环率都有好转。这样的话,从资源驱动到效率驱动,再到创新驱动,那个时候环境保护的春天就会真正地到来。在这个情况下,也需要推行绿色消费革命,能够倒逼企业实现绿色生产,加强绿色循环低碳产业的发展。

  我们希望能够发展一些绿色投资,把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上去。所以存量的绿色化在某种意义上和增量的绿色化同时重要,必须把这两个绿色化同时做好,才有可能把整件事情做好。

  第二是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这是党和国家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确保生态环境底线不被逾越,用制度保护环境,从根本上推动生态系统保护和环境质量改善。我们理解的“最严格”,是以最严格的制度建设本身,提高治理能力,形成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中最要紧的是三者,即政府、企业、公众,形成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十八大以来,最大的特征就是把政府的主体责任逐步落实,这里面有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把全国的环境监测网络全部上升为质量监测网络,上升为国家事权和省级事权,把资源的资产负债表建立起来,把数据基础建立起来。第二个环节是搞省以下环保机构的检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在组织体制上摆脱地方现行以块为主的体制化问题。第三个环节是综合运用督察形式,用监督检查领导干部自然资产的手段把责任落实,然后进行责任追究、考核奖惩,环环相扣实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实质追责、终身追责。第四个环节是落实企事业单位的主体责任,包括用“胡萝卜+大棒”的各种方式,围绕环境司法、损失赔偿、排污许可、信息评价和激励机制这五个环节,把企事业主体责任落实,不能形成企业赚钱、老百姓受害、政府买单的不利局面。同时,把一些市场机制构建起来,形成政府理则、企业守法、社会监督、市场良性驱动的制度体系。

  第三是加大治理力度。打好“水气土”三大循环战役,逐步推进三大区域的环境质量改善进程,与环境质量的约束性指标相匹配。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是:把总量指标和质量指标分解到各个省、各个城市,让每个单元、地区都明白自己的定位。包括水,把全国1940个控制断面的水检测指标全部上升为国家的事权,由国家进行监测、考核。全国国控的水检测指标最早的时候是457个,后来是750个左右,“十二五”期间是900多个,现在一下子上升到1900多个,全部由国家出钱进行检测,考核每个省的质量,这个机制体制变化非常之大。

  第四是综合治理。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中,都比较强调重大工程、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其中提出一个“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要求我们做好区域性VOC、总磷、总氮的减排工作,还有基础设施、农村环境的专项治理,按照山水林的方式,把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协同治理的效力进行强化,同时要特别强调一些风险的防控。

  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里面提出了一批重大工程,环境保护在里面有六大工程,生态保护有十大工程,将来会进一步细化成水、气各方面的治理工程。这些工程的推动,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