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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游戏官方网站李志青:澳大利亚碳税撬动全球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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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人口2270万,全球第13大经济体,人均收入全球第五,人类发展指数(HDI)全球第二,人均排碳量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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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7日,澳大利亚历史性地通过了碳税征收法案,吉拉德政府“违背”其竞选承诺,以灵活的政治手段赢得议会上下两院支持,实现了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重要使命:通过征收碳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尽管从目前公布的法案文本来看,最后的碳税方案是某种政治妥协的结果,而且其着眼点在于帮助澳大利亚经济摆脱对高碳资源型产业的长期依赖,但无论如何,就全球的气候变化应对进程而言,这是澳大利亚政府,也是国际社会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上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尤其是在当前全球传统经济不振,国际社会温室气体减排谈判进展缓慢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此刻推行的碳税政策,将极有可能就此撬动全球经济加速向低碳转型,其意义非同寻常。

  近年来,绿色经济和绿色产业等课题成为全球各国的热门研究方向。作为制造业大国,通过推进绿色制造来发展绿色经济、壮大绿色产业,是我国落实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将重点分析全球和我国绿色制造发展趋势,梳理主要经济体成功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绿色制造发展需求,提出对策建议。

其一,澳大利亚的碳税政策将使美国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进一步孤立,触动其相关立法进程;

  (一)绿色低碳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是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分配及其机制,一是减排额度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分配,二是减排额度在发达国家内部各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各国的分配。相对而言,尽管前者最具争议,但与发展中国家较为统一的口径相比,发达国家内部对于减排责任分配意见相左,实为阻碍全球减排谈判进展的关键所在。

  绿色低碳发展,就是通过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提升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过程能耗和物耗,从而实现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的目标。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发展绿色经济是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具体实践。绿色经济是一种“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的经济”。传统发展模式主要依靠追求数量扩张、增加要素投入来实现增长,给全球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而绿色经济注重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携手合作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

在发达国家内部,原先的格局下欧盟是减排急先锋,美澳相对保守,日本则在核事故后趋势不明,因此从力量对比上来看积极减排和消极减排两方处于势均力敌的态势,谁也无法说服另一方,正是这种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国会的政治气候,使得美国政府在推动减排问题上一直无所作为。然而,澳大利亚议会得以通过碳税法案却开始打破发达国家内部在减排问题上的均衡态势,从此刻开始,欧盟与澳大利亚的立场趋同,并都采取了实质性的减排举措,在发达国家内部除日本特殊情况外,只剩下美国仍裹足不前,这对于美国政府以及国会两党而言应是一种很大的触动。一则,在国际社会丧失同盟军使美国的消极减排立场更显孤立,其消极减排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将受广泛质疑,有损其国际形象;二则,如果其他发达国家都逐步借减排实现低碳转型,那么美国继续维持其消极减排立场无疑将影响社会经济未来的成长与发展,有损其国家利益。

  当今世界,资源与环境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绿色低碳发展正在成为国际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背景下,推动绿色增长、实施绿色新政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共同选择,发展绿色经济、抢占未来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已成为国家重要战略。各国都在积极追求绿色、低碳、智能、可持续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等概念纷纷提出并付诸实践。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清洁、高效、低碳、循环等绿色理念、政策和法规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成为衡量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在以上两点的作用下,可以预见澳大利亚碳税法案将使美国在减排问题上的压力逐渐增大,极有可能在近期加速其国内气候和新能源等相关法案的立法进程。而一旦美国的立场出现调整,推动发达国家整体上走向积极减排,那么这将减低全球减排分配和合作的谈判难度,有利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整体应对进程。

  梳理绿色发展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历程,联合国有关机构起到了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学术界针对绿色经济开展了大量基础理论研究,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和理论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国在其会议中开始频繁使用后,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理念从学术研究层面逐步走向政策操作层面。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了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倡议,强调“绿色化”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呼吁各成员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又发布了《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的报告。建议到2050年前,如果将每年全球生产总值的2%投资于10大主要经济部门,可以促进全球经济加速向绿色经济转型。

其二,澳大利亚的碳税政策将抬升高碳资源能源的国际市场价格,提高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性价比;

美高梅游戏官方网站 ,  (二)绿色制造是一种综合考虑

作为全球主要煤炭、钢铁等矿石资源出口国,澳大利亚对于高碳资源能源的国际市场价格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碳税的杠杆作用下,首当其冲的便是其国内各种资源能源矿产行业,长期里必然造成该行业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空间下降,最终带动国际市场价格的攀升,尽管这对于全球传统的高碳产业部门是一个坏消息,但对于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部门而言,却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

  目前,国内外对绿色制造的定义有多种。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SME)对绿色制造给出如下定义:绿色制造,又称清洁制造,目标是使产品从设计、生产、运输到回收处理的全过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达到最小,内涵是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均具有绿色性。我国路甬祥院士对绿色制造的定义是:绿色制造是指在保证产品的功能、质量和成本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代制造模式,它使产品从设计、制造、使用到报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不产生环境污染或环境污染最小化,节约资源和能源,资源利用率最高,能源消耗最低,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生态效益协调最优化。科技部《绿色制造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对绿色制造的定义是:绿色制造是一种在保证产品的功能、质量、成本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代制造模式,通过开展技术创新及系统优化,使产品在设计、制造、物流、使用、回收、拆解与再利用等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对环境影响最小、资源能源利用率最高、人体健康与社会危害最小,并使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优化。

从直接的效应来看,在全球可再生能源的主要供需市场结构中,欧美澳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是消费的主力军,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则是主要供应方,推行碳税必然会进一步刺激增加澳大利亚国内可再生能源的消费规模,扩大其对国际可再生能源的市场需求,提振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市场信心。

  综合上述定义,与传统制造模式相比,绿色制造的核心理念是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资源环境考虑。我们尝试给出绿色制造的定义:绿色制造又称环境意识制造、可持续制造等,是一种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消耗的现代制造模式,其核心是将绿色理念和技术工艺贯穿制造业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通过技术创新和系统优化做到制造业发展对环境负面影响最小、资源利用效率最高,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协调并重。绿色制造的主要发展方向可以概括为“五化”:产品设计生态化强调,在设计开发阶段就要综合考虑全生命周期的资源环境影响;生产过程清洁化强调,从源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避免污染物产生;能源利用高效化强调,生产过程节能和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水平提升;回收再生资源化强调,使原本废弃的资源再次进入产品的制造环节;产业耦合一体化强调,企业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和污染物减排。

此外,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张,以太阳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部门一直处于蓬勃发展之中,统计数据表明,其成本正已接近于年均7%的速度下降,目前基本上已与天然气使用成本持平,仅与石油、煤炭等石化能源的成本尚有一定差距,其发展前景令人瞩目。此次澳大利亚碳税如能带动国际煤炭价格提高的话,那么就将进一步积压各国传统能源生存空间,间接地提高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价值,推动各国工业部门转变能源利用结构,为可再生能源的市场推广注入新的动力。

  (三)绿色制造是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基础

其三,澳大利亚的碳税政策将在全球形成新一轮的低碳发展竞争,“自我选择激励”将成为国际减排新模式;

  绿色制造的提出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系统梳理绿色制造发展历程,可将其划分为概念提出、理论体系构建、实践应用等三个阶段,从概念到理论,从理论到付诸实践,推行绿色制造已逐步成为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基础和手段。

此次碳税政策从根本上而言仍是澳大利亚政府出于本国经济发展需要,推动本国低碳转型的重要步骤,但其任何意义上的成功都会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带来新的减排推进模式,那就是基于提高本国竞争力而推行各种减排政策的“自我选择激励”模式,这在当前国际社会缺乏有效减排约束框架的情况下尤显意义重大。时下,发达国家的很多学者认为在本国推行碳税政策会致使资本和产业外流至中印等碳排放发展中大国,从而削弱其国家和企业的竞争优势,这种观点实则属于误导。

  一是概念提出阶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可持续发展理念得到了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在此基础上,1996年美国制造工程师学会(SME)在《绿色制造蓝皮书》中首次比较系统地提出绿色制造的概念,自此世界各国研究机构从不同角度和国情出发,对绿色制造的概念内涵进行探讨。

一方面,从经济学的效率观点来看,资源和要素应配置在能使其边际产出最大化的地方,碳排放作为新兴资源品也不例外,发达国家拥有过多的碳排放自由度实际上会阻碍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充分发挥技术、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先发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仍需要较长的过渡期来积累量能,在过渡期里,充足的碳排放量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相比之下,总体上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边际产出效益是高于发达国家的。

  二是理论体系构建阶段。绿色制造概念提出后,世界各国纷纷开展绿色制造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绿色制造理论体系。英国专家Melntk和Smith提出,绿色制造实施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改进的过程。乔治亚理工学院Bras教授提出了绿色制造工程的五个阶段:末端处理与环境工程、污染预防、环境意识设计与制造、工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密歇根理工大学Sutherland教授提出,实施绿色制造需从两个层次考虑,即企业层和车间层。耶鲁大学Graedal教授提出了迈向绿色制造的四个步骤。德国专家Burke和Gaughran提出了中小企业可持续管理的框架。重庆大学刘飞教授等综合国内外研究,初步建立了我国绿色制造理论体系结构。

另一方面,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即便是作为碳排放大国的发展中国家,也未必甘心自愿退出新一轮的低碳转型竞争,他们在争取更多碳排放权利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发展低碳相关的技术、产业和经济体系,以其后发的优势来应对低碳竞争挑战。

  三是实践应用阶段。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绿色制造从理论走向实践。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推出绿色制造方面的政策、标准和法律。比如,ISO环境管理体系系列标准、欧盟的RoHS和WEEE指令、德国“蓝天天使”绿色产品标志计划、美国“能源之星”等产品环境认证标志等。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也把绿色制造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重大战略,积极进行试点示范推广。目前,众多跨国公司均制定了绿色制造实施目标和措施,开展节能降耗、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环境审核、绿色产品开发等具体工作。

因而,澳大利亚政府适度推行碳税等减排政策在长期非但不会削弱其国家竞争力,反而还会通过摆脱碳排放依赖,提高其整体竞争优势。就此而言,澳大利亚政府实际上是以有选择的“自我激励”方式来寻求实现碳减排目标,此举必将打破国际碳减排博弈僵局,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自我选择激励”的示范效应,掀起各国向低碳进军的新高潮,并可能由此出现新一轮的以低碳发展为目标的国际竞争。

  (四)绿色产业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有理由相信,澳大利亚碳税的政策效应将持续发酵,并通过其国家所特有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波及全球,最终撬动世界向低碳转型。

  受益于技术成本降低和政府的积极推动,全球新能源等绿色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在2001-2011年间平均年增长率达58.6%。根据BP的统计显示,2009年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的消费比重可以忽略不计,仅仅5年时间,可再生能源在2014年占全球能源消费的比例就提高到了2%以上,考虑到化石等传统能源的规模和成本优势,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进步。

  我国也高度重视发展可再生能源等绿色新兴产业,近年来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快速发展,无论是装备制造还是装机容量规模在全球处于第一梯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同时,国务院《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还描述了到“十三五”末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宏伟蓝图,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具体包括:一是积极开发水电,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有序推进大型水电基地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中小型电站,到2020年力争常规水电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二是大力发展风电,重点规划建设9个大型现代风电基地以及配套送出工程,稳步发展海上风电,到2020年风电装机达到2亿千瓦;三是加快发展太阳能发电,有序推进光伏基地建设,加快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示范区,到2020年光伏装机达到1亿千瓦左右;四是积极发展地热能、生物质能和海洋能,到2020年地热能利用规模达到5000万吨标准煤。

  但是,在全球性增长放缓和需求下滑的大背景影响下,新能源等绿色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能力过剩、竞争加剧等问题逐步凸显。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深化,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严冬,全球知名太阳能产业研究机构指出,2012年全球太阳能发电需求较上年仅增长5%,新世纪以来首次低于10%。据欧洲光伏产业协会预测,未来数年全球太阳能发电产业平均年增长率为20%左右,远低于新世纪前10年动辄50%以上的增长率。与此同时,激烈竞争导致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绿色贸易壁垒对现有贸易规则形成新的挑战。

  (五)推进绿色制造的政策手段日益强化

  为更好的推进绿色发展,提升绿色制造水平,各国政府陆续推出了碳税、碳标签、绿色制造标准等措施,成为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

  一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征收碳税。碳税(carbontax)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碳税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目的,通过对燃煤、石油及其下游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在欧盟,尤其是北欧的国家碳税开征较早,英国、德国、丹麦、芬兰、荷兰、挪威、波兰和瑞典等国已经开始推行不同的碳税政策。其他发达国家征求碳税较欧盟国家晚些,作为世界上人均碳排放最为严重的国家,美国目前仅有科罗拉多州的一座城市征收碳税,加拿大某省从2008年7月起开征碳税,澳大利亚从2012年7月1日开始施行碳税政策。但总体看,碳税征收是全球应对绿色发展的大趋势,我国也在积极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二是碳标签从单纯的绿色产品标志发展成为产品贸易的国际通行证。所谓碳标签(CarbonLabel)是把产品在其全生命周期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标示出来,以标签的

  形式告知消费者。碳标签制度原本是一种鼓励消费者保护环境、形成绿色消费习惯的方法,从需求的角度带动生产者提升社会责任感,设计制造更多低碳的绿色产品。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已逐步演化为隐性的市场准入条件,这一趋势视乎不可阻挡。自2007年以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先后推出碳标签制度。

  三是绿色制造标准规范等对生产生活影响广泛而深入。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将绿色制造标准作为重振制造业的重要工具,在汽车和家电等重点行业推行更加严格的能耗标准,对绿色节能型产品给予补贴;美国政府还与国会共同制定了绿色贸易相关法案,要求所有以美国为销售市场的产品必须符合绿色标准。欧盟不断强化政府的绿色采购措施,绿色产品占欧盟公共采购的比例已达到20%左右。

  (六)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与竞争未有穷期

  放眼未来,只有在新一轮绿色经济和绿色技术竞赛中占得先机,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动向和产业竞争态势有必要持续关注和深入分析。

  一是发展中国家在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上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在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已后来居上。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仍主要集中于高收入国家,在2006年到2010年美国统计的绿色专利中,超过6000项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总计仅有几百项。但是,发展中国家在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投资领域已经后来居上,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额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而2004年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投资规模仅为发达国家的1/4。

  二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意愿增强,但对促进全球绿色经济发展的关切明显不同。当前,各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合作意愿不断增强,国际合作发展势头良好,2012年6月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近13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当前生态保护诉求不同,发展中国家担心过度强调绿色环保会给国内减贫努力带来负面影响。

  三是绿色发展主导权之争导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例如欧盟原计划从2012年1月1日起,在欧盟国家机场起降的国际航班碳排放量将受到限制,强行将航空业纳入其碳排放交易体系。这一做法招致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都对这一单边行动予以坚决抵制。未来,欧盟与各国之间围绕航空、航海等行业征收碳税的博弈,必将是一场艰巨的持久战。

  四是保护主义上升,绿色贸易壁垒对现有贸易体系提出新的挑战。在各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同时,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既有进口产品限制措施,也存在先进绿色技术出口限制措施。同时,众多国家实施了包括优惠贷款、补贴、碳税、关税等在内的鼓励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国外或地区外产品的歧视或不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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